闸北区

这意味着在区分调查权与审判权界限的问题上，须区分政治审判与法律审判。

关注民生将成为宪法的重要功能，民生宪法反映了当代宪法正在变革的基本态势，也是社会主义宪政的重要理念。三、世界各国宪法发展趋势与社会主义宪政的未来 当代世界面临的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在多极化的世界中维护和平。

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宪法的目的是实现社会正义,使人民享受尊严与自由,建立社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资本主义宪法具有古老的宪政传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特点，其诞生的背景是相对成熟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弊端，从制度层面看，只能由法治与宪法制度来克服。宪法在国家治理中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有的是维护性的，即尽力维持当前的做法。暴力冲突、核武器、贫困、宗教冲突、地区冲突以及现代科技带来的各种人类生存问题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整个世界并不太平，充满动荡。

尽管传统宪法理论认为社会权并未赋予权利主体以主观公权利（请求权），而只是规定了国家的义务，但随着南非等国宪法法院的宪法实践，该权利日益呈现出主观化的趋势。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部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任何人对人的剥削，完全消除社会划分为各阶级的现象，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获得胜利。当对宪法文本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解读本身就不存在共识时，由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是从文本上的宪法到现实中的宪法的关键环节，这将决定这种调整的需要更加强烈。

它虽然提及了一个内涵不确定的认识的客体，但是却没有指明认识的主体，前文的讨论回避了这一问题。在宪法实施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运作又以在实践中实现各种宪法文本价值目标为目的。加拿大在1867年取得独立地位后，直到1982年才制定了具有宪法地位的权利宪章。[20] 其次，宪法是一部法律而不是宗教文件，它处理的不是一些超越性的道德问题，而是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分配，是一部需要依靠有效的实践而不是虔诚的信仰来维护其权威的法律文件

这一情况的存在，反而说明了对宪法文本的共识与对宪法实施的共识分别独立存在的可能。以欧美国家宪法中较为年轻的《德国基本法》为例，它规定了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对该秩序的攻击有可能会引起剥夺个人基本权利、[7]取缔社团[8]或取缔政党[9]的严重宪法后果，因此自然属于德国宪法秩序核心内容。

对于责任政府与行政法治是否已经是在中国宪法实施实现了的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而国家权力的运作是否正有效地保护着中国公民的人权，最终实现人民主权，不同的评判者也许会有不同的结论。多党制原则和所有政党的机会平等，其中包括根据宪法建立并进行活动的反对派的权利。张千帆：宪政民主应成为基本共识，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10] 从该定义中我们可以抽取出：保护人权、人民主权、分权、责任政府、行政法治、司法独立、多党制这七项相互之间不存在明显等级关系的基本原则。

从宪法文本规定的规范逻辑而言，宪法文本价值目标是宪法文本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设计出发点。孙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的宪政共识已经形成，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要将这种已经获得共识的宪法制度转变成宪法等到实施后的宪法秩序。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p.144. 程迈，南昌大学立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因此，在宪法实施中，对宪法的共识应当主要着眼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

[19]有的作者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宪法共识一词。换言之，该宪法条款的实施限制在了政治领域，没有进入到国家法律的层面，表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对社会道德问题的自我克制态度。

实践中的共识并不是被哪位智者藏匿在政府大楼里的治国宝典，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实施。只有具有了这种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从文本到实施的共识，宪法才能真正地实施，存在于宪法文本解读中的宪法价值共识才能真正转化成实践中对宪法价值的实现。

本文感谢在年会的讨论中王广辉、管光、莫纪宏、上官丕亮、张千帆这几位老师对本文的批评意见，根据这些批评意见，本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显然，张先生的宪政共识重点更多地置于了国家制度设计之上。[16]中国宪法第3条：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32]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早已提出过要向宪法学习党内民主的思想，[33]这都说明从现行中国宪法出发进行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改革，将更易于获得共识并推行。但是对宪法文本的解读只是推动宪法实施的诸多因素之一，即使对宪法文本中有关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规定存在共识，当这种文本解读中的共识与宪法实施的现状存在冲突时，人们也不可简单地希望宪法实施会自动回归于宪法文本的规定，除非人们打算使用暴力手段消灭那些对现状占有实际利益的持异议者。[23] 中国的法治实践中尚不存在这种系统的道德立法实践，《德国基本法》的自卫民主理论与制度的实践则对此提供了一个反面例子。

相反，权力需要通过社会动员、发展和组织才能创造出来，而创造权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形成强力政治制度的过程。而且有趣的是，杨先生一文将人权与公民权利至上归入宪政的非关键性的制度元素和理念一类。

杨先生认为西方宪政的低劣之处在于其欺骗性，即在实践中没有兑现其宪法文本的承兑。从前文提及的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的定义来看，这已经是一种相当世俗化的价值秩序。

总而言之，实践已经证明，即使有对宪法价值目标的共识，如果缺乏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共识，宪法将无法得到全面的实施，例如前文提到的欧盟宪法条约在2004年的失败，例如中国宪法文本对中国宪法现实解释力不够的情况。[29] Donald L. Horowitz; Explaining the Northern Ireland Agreement: The Sourees of an Unlikely Constitutional Consensu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2,No.2,pp.193-220. [30]孙笑侠先生提出在中国宪法文本中已经具备九个方面宪政制度的框架，可以成为制度共识的基础，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和选举制度等。

[5]例如韩大元先生指出：首先，不尊重宪法文本、不尊重宪法规则，已经成为国家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获得对宪法实施的共识，其关键在于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而非对.宪法价值目标达成共识。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但是与任何法律不同，宪法实施却不能寄希望于一个本身的权威来源可以独立于宪法、甚至高于宪法权威的实施机关以强制力的方式来实现，因为这个强有力的宪法实施机关本身是宪法得到实施的结果。

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权公约之外，欧洲理事会又进一步制定了《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欧盟28国都是该公约的成员国。[34]这就需要人们从有限的共识出发——例如目前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却是最能汇集民意的代议制度，走向更大的共识，例如在实践中逐步将人民大会制度做实做好，使各方力量都能利用这种制度平台来表述自己的利益，以此获得一个最佳的平衡，这或许是更可行的寻找宪法共识的途径。

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直到2009年年底欧盟才有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宪章。首先，因为在对中国宪法文本的解读中，对宪法价值目标已经存在共识。

[6]现代宪法兴起于欧美国家，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至少在价值观上已经具有了很大的相似性，并且以一些由欧美国家主导制定的国际人权公约反映出来。[22]在现代世俗国家，国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甚至不占有道德上的制高点，宪法文本规定中有关社会道德的内容也通常非常有限且高度抽象化。

[12]中国宪法对这三条原则的规定：分权原则，中国宪法在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此同时，又在第3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韩大元先生也提出宪法学的社会共识是指，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当中，在保障每个成员的个体性和意志自由性的前提下，使得社会共同体具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共识或者基本的社会共识和价值的共识。郑志学：认清‘宪政的本质，载《党建》2013年第6期。

第21条第2款规定，当政党的宗旨或行为有意破坏或推翻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时，该政党违宪，应当由联邦宪法法院取缔。至于联邦主义或者说对地方自治的考虑，则有第3条对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肯定[16]以及第三章第六节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规定。

当对宪法文本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解读本身就不存在共识时，由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是从文本上的宪法到现实中的宪法的关键环节，这将决定这种调整的需要更加强烈。现行中国宪法实施三十多年，这种宪法价值目标已经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深人人心，各种批评意见的重心并非在于这种价值目标的错误，而是在于这种价值目标没有在宪法实施中得以实现。

[18]总而言之，在对中国宪法文本的各项规定进行解读时，越接近宪法的价值目标，共识越多。[34]对此亨廷顿在关于制度与权力的关系上有一个类似的论断，他认为权力并不是什么扔在议会大厅地板上或总统府里等着人们抢夺的东西。